新年將至，又到水仙雕刻的時節(jié)，我們來聊一聊水仙吧！

中國水仙是我國十大名花之一，在中國的栽培歷史雖然不算很長，但是掐指算一算也有一千多年了。那么，它是我國原產的凌波仙子還是遠道而來的自戀美男呢？關于這個問題，近二三十年里，還真有人很激烈地爭論過。

水仙(Narcissus tazetta var. chinensis)

讓我們把時針調回到1982年，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陳心啟和吳應祥兩位教授在《植物分類學報》1982年第3期發(fā)表了一篇題為《中國水仙考》的文章。

陳吳二人的文章認為：水仙(Narcissus tazetta var. chinensis)的最早記載出現在唐末段成式的博物類著作《酉陽雜俎》，文中有“?袛出拂林國......”的記載，?袛是水仙中的一種，拂林國則是當時的東羅馬帝國，也就是今天的西亞和地中海地區(qū)，而這個區(qū)域正是盛產水仙花的地方。當時的大唐絕對是發(fā)達國家，與世界各國交往甚密，外國人來訪時，帶些土特產那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很有可能水仙是在那個時候傳入中國的。

水仙(Narcissus tazetta var. chinensis)

從植物學的角度分析，陳吳二人認為，雖然在浙江和福建的一些沿海地區(qū)有野生的水仙花生長，但都是聚集在寺廟、房屋周圍等人類活動頻繁的地方，雖然可以正常開花，但是不能結出種子，只能進行無性繁殖，有性繁殖存在障礙，讓“中國原產說”顯得很沒有說服力。通過染色體的研究，日本和中國學者幾乎異口同聲地證明了日本、崇明、舟山和漳州出產的水仙是同源三倍體，這種現象有力地說明中國水仙是一種長期栽培的植物，而不是中國或日本原產的鄉(xiāng)土植物。

水仙(Narcissus tazetta var. chinensis)

時間到了1985年，仲愷農學院債學理論學家盧履范在《農史研究》（第六輯）發(fā)表題為《中國水仙問源》的文章提出異議，主要觀點如下：水仙沒有出現在拂林國與唐朝交往的貨單清單上；中國水仙的學名中有chinensis，證明是中國原產；明代《長物志》里提到水仙“六朝人稱為雅蒜”，說明比隋唐更早就有了關于水仙的記載；我國有很多地方有野生水仙，有野生水仙的地方，就是水仙的發(fā)源地；并在文中批判陳吳二人“把漳州水仙說成是華籍外裔”是“混淆了視聽”和“不承認自家道地貨色”，“難免有數典忘祖之譏”。

此文猶如巨石落入池塘，讓原本平靜和諧的討論氣氛變得火藥味兒十足。

福建花農種植水仙

轉眼之間，又過了6年。陳吳二位教授在《武漢植物學研究》1991年第1期發(fā)表了題為《中國水仙續(xù)考----與盧履范同志商榷》的文章。文章補充了更多的史料文獻和深入的分析研究，逐一回答了盧履范在《中國水仙問源》文章中的異議和質疑。文章更新的內容不多，基本上就是一篇有針對性的植物學科普文章。

福建漳州水仙花田

在這里，我們掰開了揉碎了科普一下。植物學名中有chinensis，這個東西未必就是原產中國的，就像很多中國原產的植物學名中都有persica（波斯的）、japonica（日本的）；而用明朝的文獻證明六朝的事件，難免有“刻舟求劍”的邏輯錯誤；有野生，未必是原產，在中國高原地區(qū)大面積歸化的波斯菊(Cosmos bipinnatus)到處都是野生，但卻原產墨西哥。

丁香水仙(Narcissus jonquilla)

從1991年到2011年，關于中國水仙來源問題的討論沉寂了20年。在植物學界普遍接受了陳吳二位學者的觀點，中國水仙在最新編撰的《Flora of China》（《中國植物志》英文版）已經作為1300年至1400年前引種栽培的觀賞植物記錄。

三蕊水仙(Narcissus triandrus)

2011年，南京師范大學的程杰教授發(fā)表了《中國水仙起源考》；2015年，程杰和程宇靜合作發(fā)表了《論中國水仙文化》。這兩篇文章從歷史學的角度論證了中國水仙是外來歸化植物，時間在五代或稍早一些的唐末，首先落地湖北荊州一帶。南宋時期，水仙栽培中心轉移到了都城臨安(今浙江杭州)和閩、浙沿海地區(qū)。明嘉靖之后，蘇州嘉定、吳縣一帶成了水仙著名產地，影響很大。清康熙中期以來，水仙栽培重心再次轉移到福建，漳州水仙異軍突起，一枝獨秀，影響至今。

紅口水仙(Narcissus poeticus)

這兩篇文章史料詳盡，論證嚴謹，加上陳吳兩位植物學家的研究成果，幾乎可以蓋棺定論?，F在只差一份分子生物學的研究報告來板上釘釘。